英国《卫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以“反恐战争”和重建国家为借口,军事干预阿富汗和其他中东国家,但到头来一无所所获。9·11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也是人们深刻反省之时,反省得与失。不过,这种反省时似乎力不从心,政治领导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这些威胁:新冠疫情、气候突发情况、大型科技企业和大国竞争。毕竟,“反恐战争”表面上即便是没有赢,至少也打成了平局。甚至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种暂时可控的现象,被控制在非洲地区以以及一些在欧洲中心商业区游荡的杀人独狼。相反,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的以羞耻方式结束:恰逢9·11事件纪念日,塔利班酋长国再次成立,无疑是对“反恐战区”反省的“伤口上撒盐”。要说最初的受害者,似乎是在“国家建设”观点,另外就是关系不大即病入膏肓观点:保护责任理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前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表示,他不知道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切时,会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一个历史拐点。曾对扩大反恐战争目标持怀疑态度的拜登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拐点。他向美国人表示,撤离阿富汗的决定意味着一个以重建其他国家为目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代的结束。他用与特朗普类似的口吻辩称,一旦本·拉登被送入“地狱之门”,清除极端主义者的训练营,美国就能确保在阿富汗的重大国家利益。简而言之,美国军方的“民主出口部门”即将关门歇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也没兴趣重建国家(即马里)。一切与本世纪初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入主白宫之前,小布什在竞选中反对对他国进行国家建设。他认为,美国的军队不应该用于所谓的国家建设,应该用来打仗和赢得战争。小布什的做法是在拒绝比尔·克林顿在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和海地的付出,也是在拒绝杜鲁门在日本和德国的付出。甚至在2001年打击塔利班遭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就明确表示,他对战后规划不感兴趣。他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没有责任弄清楚其他国家应该打造怎样的政府。用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话说,这一战略“是希望也是炸弹”。但是,小布什在自传中称,9·11事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认为,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是终极使命。2001年美国攻打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成立获得联合国认可的阿富汗政府,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来,以及英国控制阿富汗全境(最初仅限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些都促使美国思考重建阿富汗,使其在未来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2002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只有当美国人给予阿富汗人民实现其自身愿望的方式手段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平需通过帮助阿富汗建立自己的稳定政府来实现。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官员表示,民主的传播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3000.05号指令,将“稳定局势行动”作为核心军事任务。美国《2006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野战手册》在第一页中指出:士兵和海军陆战队既要成为战士,也要成为国家建设者。“自由干预”的外交政策以失败告终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有权,甚至有义务,干预种族灭绝或战争罪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强烈反应。自由干预的说辞越来越得不到美国知识界的支持,或许在欧洲可能没那么明显。老一套外交政策观念正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遇,并受到“美国优先”政策、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人和激进步人士等罕见的联合攻击。特朗普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McMaster)愤怒地将此描述为“新孤立主义右派与自负的左派交锋”的时刻。有人认为,美国对阿富汗扶持和训练二十余年,如果这些努力在一个月内就消失殆尽,无疑表明,按美国的方式重建国家实乃徒劳无功。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联席参谋长的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曾强烈支持国家建设,但如今也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错误的高级军事人物。他认为,正如拜登10年前所言,在击毙本·拉登后不久就应该从阿富汗撤离。现在有人呼吁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为什么撤离阿富汗比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坚持20年还要困难。2019年12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系列报道《阿富汗文件》,“揭露了美国政治和军事机构经常就具体进展情况向国会撒谎,而且认为这项任务不太可能成功”。一些外交政策机构的批评人士称,在外交政策评论家和智囊团的圈子里,包括对外关系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几乎都坚信美国是一个战争国家。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马特·杜斯(Matt Duss)认为,就算美国政界从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一周时间里什么都没学到,但至少认清了美国精英媒体究竟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忠诚度有多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撰写了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图书《善意的地狱》一书。作者在书中谴责了激进的专家学者、不思悔改的鹰派和机会主义敌对者的一唱一合,宣称在阿富汗的失败使美国的信誉支离破碎。他认为,这些人错了:结束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个大国是否愿意为更重要的目标而战毫无关系。许多人主张进行大幅度的方向修正。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就是鲜明的代表。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境况会更好。他还表示,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改变了美国在9·11之后的政策。美国通过滥用拘留和监视的权力,最终输出的往往是镇压,而非民主。他甚至认为,要废除整个“反恐战争”结构——包括过度依赖无人机袭击,让美国能够果断地超越9·11事件计划。自由派的军事干预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最后都以失败或疯狂告终。例如,美国军事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召集人类学家,说服奥巴马相信美国军队有办法塑造坎大哈居民,与塔利班切割开来。在书中,罗兹认为,需要扪心自问什么才是真正能保证美国安全?自9·11事件以来,武装分子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显然,美国正在做的事情反倒是制造恐怖分子。
来源:中国日报网 (编译:魏兴慧 编辑:王旭泉)